（被）消沉的旁觀者：冷戰與香港身份認同——以陳果《紅VAN》為例

二戰結束後，以集中在美國、蘇聯兩大陣營的歐洲中心主義式的冷戰研究，對於想要了解香港的處境實則是有困難與距離的。事實上，在冷戰尚未形成前，亞洲經歷長期的殖民主義跟民族主義運動。在各式各樣的民族主義運動間，各地域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相互交織；而這跟冷戰的意識形態、香港的地緣政治等等，又逐步演變成另一種樣貌。為了避免將「冷戰」作為足以解釋一切的宏大背景，本文冀望從東亞視角出發，回看並拆解冷戰結構，進而梳理出一條脈絡；以及最核心的，是香港電影產業究竟如何在這樣的歷史、政治經驗中自處？又迸發出怎樣的火花？

香港的歷史處境

在東亞，從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、到日本軍國體制下的大東亞共榮圈方案，「國族」與人種差異，一直都主導著政治框架跟其策略基礎。而以香港的冷戰經驗來說，若是回溯到冷戰前的中國民族主義，即：十九世紀末，推翻滿清帝制，建立中華民國的孫中山，就曾在香港留學、建立現代民主主義，並組織推動民族主義革命下，香港與中國之間的民族想像，便開展出難以分割的歷史狀態。

而孫中山所推崇的理想，並非所謂的反西方帝國，而是反滿清帝國的、漢人民族主義革命。這時候的香港已在英屬殖民統治中，在孫中山看來，英國其實向腐敗的滿清帝國示範了先進的社會管理方式，以致認為那是有進步意義的殖民統治，並由此嫁接了對應的理想性。香港，一方面作為割讓給外國人的地方，是中國民族的羞恥；另一方面，又實際上是對外開放的——讓不同力量相互連結、各自角力的自由空間。從無論是移民、移工或是其作為經濟城市的定位⋯⋯如此幾個面向看來，亦就奠定了香港在歷史處境上的複雜性。

「視域不是一種特定的思想，或指向自我的在場（presence）。它賦予我一種中介，讓我抽離自身，但同時由自身內部（而不是存有的面前）處身於存有（Being）的裂縫（fission）中，這個裂縫的終站，正是我回到自己之處。」（梅洛﹣龐蒂 1964: 186）

在葉蔭聰的〈旁觀者的可能：香港電影中的冷戰經驗與「社會主義中國」〉（2009）一文中，葉式提出了香港作為某種「旁觀者」的歷史位置。以笛卡爾的「我思，我在。」，建立了「思維與存在」為同時出現的相關論述，從而開展出胡賽爾、梅洛﹣龐蒂等人對「我」與主體性的觀念辯證。而具有空間緯度的物質性身體，與建立感覺的經驗性身體，在兩者的縫隙上，從而產生「生命的主體」。

何謂「旁觀者」？或許即是某種抽離與無法靠近：「身體」身處其中，卻無法「經驗」，更沒有任何「生命的主體」。而將它比擬香港置身在目前的政治處境中，那些無法擺脫、卻也無法理解的，便是身份（體）上的「無法認可」。「香港」是什麼？「香港人」是誰？有無「香港性」？香港這個美麗的旁觀者，其模糊與曖昧的定位，在對歷史與政治的「觀看」中，形成與他者一段恆久無法克服的距離。

作為方法的可能性：後殖民

「香港的故事一向難說，近年香港本土文化更一再被指快將（已經）死亡⋯⋯」（朱耀偉 2015）

所謂香港本土，本質上即是混雜而非單一的。在朱式〈香港作為方法——關於香港論述的可能性〉（2015）一文中，指出：「香港不再是香港，因為以往香港在中國與世界之間顧盼生輝，本地在國家及全球之間左右逢源，如今中國擁抱全球化變成世界，香港亦因此無所適從。」從前的香港，在中西世界之間，又在殖民者與殖民者的夾縫中自我書寫，也在全球與本土之間作出自我論述。然而1997年香港回歸，香港人面對如斯困境，唯有如同陳果的《那夜凌晨，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》（簡稱：紅VAN）一片，眾人對於「獅子山下」的救贖嚮往，從而麻醉香港人、麻木香港意識。

《紅VAN》為陳果於2014年的作品，改編自網路作家Mr.Pizza的同名小說，集懸疑、驚悚、科幻等元素於一體。而片中隱藏的政治隱喻充滿爭議性，在籌備之期，陳果以「不能干涉他如何改編」為前提，醞釀此長片，更與監製直言：「作為導演，倘若沒有我的角度，這作品就不是我的了。」《紅VAN》講述一台由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，在離開了獅子山隧道後，發現所有人和車都消失。剩下的十七人中，有人離奇死亡、有人遇到光怪陸離的事；餘下的人設法解決眼前的問題，祈望「回到本來的香港」。

而紅VAN作為香港的特別交通工具，同時也是電影的靈魂。「小巴」文化，乃是在鐵路尚未發達的年代而興起的。在1967年的「六七暴動」中，中國共產主義份子製造政治衝突。期間，有一種「白牌車」，即是非法載客的私家車與小型貨車（即是VAN）遊走新界接客，並躲避警方掃蕩。暴動那年，公共巴士服務癱瘓，白牌車到街上接客，而為了減少市民的交通運輸問題，「非法VAN」在後來更成為合法載客工具。「小巴」在香港，於是象徵著英國殖民政府的遺緒。

從《香港製造》開始，陳果即已開展出對於「香港 ﹣中國」的電影論述。他的「後九七」電影，常常探問香港人的焦慮與躁動。陳果抗拒將《紅VAN》定調為「政治電影」，而認為它僅是一部有意識的商業片。然而，性的、暴力的、不語的，皆是他在無論是妓女三部曲或這部「商業片」中，一一鎖定的母題。

在《紅VAN》裡，眾人如同「都市漫遊者」（Flâneur）般的形象，與人群若即若離，卻又困在同一個空間裡，共同形塑香港的城市觀察。眾人在「那夜凌晨」這個被永恆固化的時間緯度裡，讓「當下」與「未來」皆變成不可能的。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消失了，餘下的人雖然試圖團結，卻又合力殺死了一個人。崩塌的道德觀，如同崩塌的香港核心價值，一切看似正常，卻又詭異如魅。

後殖民研究於七〇、八〇年代在西方迅速勃興，至八〇年代末，這股批判浪潮開始席捲亞洲。兩岸三地因為不同的原因，促使後殖民研究成為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徑。而這種「後學」（post-ism）式的主張，在「後九七」焦慮中，更是成為了香港人尋找本土身份認同的重要論述。香港是個典型的殖民社會，或許香港人是「毋需」擁有記憶的，如同《紅VAN》中，那些（被）消失的親屬、（被）消沉的求生者般，香港人突然意識到：除了「獅子山下」的精神救贖外，腦袋早已一片空白。

「六、七十年代中同舟共濟、刻苦耐勞、不屈不撓的獅子山精神，是一種以集體為先，強調為家庭而付出的精神。加上當時香港由轉口貿易主導轉為工業主導、大量人口南移、大量發展空間的背景，只要有手有腳，安分守己，當時的人就能養活自己，甚至是一家幾口。如果肯放手一搏，甚至有賺一桶金的機會。」（香港01：這個名叫獅子山精神的牢籠）

香港故事究竟要如何說下去？在如今（被）消沉的政治經驗中，香港意識該如何甦醒？或許為了生活，我們都必須對過去選擇性失憶、並且展望那些看似怪談的未來。而若再從東亞視角看香港的冷戰經驗，在1979年，從鄧小平訪問美國起，中國與美國便已在某種程度上進行冷戰和解。中國開始以「國家主義」建構她在亞洲權力的中心位置。在大環境和解、內部持續夾攻的雙重結構下，殖民權力卻得以在香港維持。

任何鼓吹社會改動者，都被指責為受到「西方帝國反華勢力」的影響——「冷戰」，仍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們實在很難判斷哪些影響對香港產生了作用，皆因冷戰的任何一方都未曾完全主宰過香港的政治、經濟跟文化發展。但兩種意識形態都同時在香港出現，令香港人有著雙向辯證：異質且混雜。這種獨特的經驗，它的代價，就是香港人文化身份的內在矛盾。

不完整、半個世界的香港，將眼光放到現在，依舊是被殖民的歷史鬼魂所打壓。對於「我思，我在」、對於身體與意識，或許我們更應該思考的，是：這些歷史（意識）所銘刻在「香港」這個（身體）上的傷痕⋯⋯這一切何時才會到頭？「獅子山」還在眼前嗎？「家」在何方？藉以這部《紅VAN》中的一句台詞，或許便是最好的回應：「我們的香港，已經不存在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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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書目

葉蔭聰（2009）。〈旁觀者的可能：香港電影中的冷戰經驗與「社會主義中國」〉，《文化研究月報》。台北：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。

陳光興（2001）。〈去冷戰：為什麼大和解不 / 可能？〉，《去帝國：亞洲作為方法》。台北：行人出版社。

羅永生（2007）。〈香港殖民（去）政治與文化冷戰〉，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》。台北：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。

朱耀偉（2015）。〈香港作為方法——關於香港論述的可能性〉，《二十一世紀雙月刊》。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。

張英進（2007）。〈反對修正：戰爭時期的香港電影與地域政治〉，《二十一世紀雙月刊》。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。

史書美著、吳建亨、劉威辰合譯（2016）。〈何謂華語語系研究？What is Sinophone Studies?〉，《文山評論：文學與文化》。台北：國立政治大學。

吳若慈（2008）。〈「身體」與「意識」概念在梅洛龐蒂「肉身主體」所獲得新的意義視野〉。台北：國立政治大學。